晓竹天下 时事空间

最近，西藏问题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那天，听到旁边的几位白领正在议论最近发生的拉萨事件，对话大致如下：西藏人真是“拎不清”（沪语“不明事理”的意思），那个穷地方，给了他们那么多钱，还要闹什么事？真的独立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解放军进驻西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和平解放，是1951年，为什么达赖喇嘛离开中国是1959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达赖分裂集团是在同新中国政权直接打了八年交道之后，才决定分道扬镳，这说明了什么呢？他们无言以对。

我甘冒浅陋虚荣之嫌，告诉他们，我父亲是当年作为工兵进藏的共军之一。一边修路一边进军西藏，当然是最早、至少是较早进藏的共军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到遇到过什么反抗。就我所知，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西藏人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企图，他们对归属一个外面的政权并没有心理障碍。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在高寒缺氧、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那种淡然世俗享乐，重视信仰，关注来世，充满宗教情感的生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懂得这个道理并予以尊重，因此，西藏人同他们相处都比较和睦。但是，毛泽东却不同。这位因无知而无畏、“数风人物还看今朝”、把庄子的逍遥博大都理解为霸气的“天才”（毛诗：“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有着被康德称之为“僭妄”的自大心理，他“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要让西藏在名份上归顺自己，还要建立公有制，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总是试图占领人民的心灵，要管人家的“精神修养”，还要到人家的“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这就突破了西藏人文化心理的底线，这样，作为西藏人的精神领袖，选择出走不就是必然的吗？我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说明是文化入侵最后威胁到了西藏的稳定。当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是具体部署共军进藏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反对一些人增加兵力的请求，向中央建言“进藏遇到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不难理解，邓在当时的语境中说的“政治”，其实就是文化碰撞和磨合。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关键是妥善处理文化宗教方面的问题，就能搞好中共政权同西藏原政府的关系，不必持重武力。

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威胁，就不会有达赖的出走。现在的官方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试图淡化达赖出走同西藏“民主改革”的关系，说是由于达赖的出走才导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这种辩解实在苍白无力，试想，当时拥有“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军队的骄兵悍将的当局，承诺的并不是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而是暂缓改革；而就在那几年，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如火如荼，那是怎样一番急风暴雨般的景象，达赖难道不知道？难道可以心安理得等待即将到来的“改造”？

当年的左倾狂热对西藏人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威胁，是造成达赖及其西藏上层集团大多数人出走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连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都有所认识），因而，直到今天，达赖还在向国际社会公开谴责“中共在西藏搞文化灭绝”，并因此赢得极大同情。其实，对于这种谴责，中共过去的宣传倒不大在意，因为当时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输出革命”都是一种高尚行为，何况用先进文化去改造落后文化，有什么不好？只是由于自己这半个世纪的治理乏善可陈，才不得不放弃傲慢的“文化优越感”而另找托词。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几个白领，他们的问题同样出在无法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西藏问题。他们以为，物质上给了你那么多，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呢？且不说中央政府是不是给了生活在底层的广大藏族民众那么多，即使给了那些物资，难道就足以使他们在心理上归顺吗？

那些白领不理解西藏人的固执，不仅仅是当局的片面宣传，还因为他们不懂得信仰的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群。那一年，在青海的塔尔寺，我亲眼看到一位老牧民一家三口：他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儿子，在那干凅的荒原上从千里之外的牧区徒步走来，就为要在这里上一柱香。在我看来，这些淳朴憨厚的虔诚牧民在这里显示出的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力量，更是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因为他们具有超越物欲和肉体的精神境界，而所追求的是千百年来代表着“至善”的那个形象而非世俗的幻觉。

那些白领不理解西藏人的固执，还在于他们不懂得文化的巨大而深厚的凝聚力。这也难怪，我历来认为，我们所属的这个“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用于谈判和宣传的政治术语，顶多不过是一种幻觉，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文化认同感、依靠暴力维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群。在我所阅读过的世界史中，我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哪一个自称为作为一个“民族”的管理者，他们总是乐意用强制甚至暴力来处理同胞之间纠纷！

我们不懂得文化的力量。难怪直到今天，在主流媒体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唱赞歌的于丹教授们所诠译的中国文化，也只不过是一些接人待物的雕虫小技，顶多延伸到功利层面的伦理秩序。这虽然比那些一讲到中国文化就想到中国菜肴的人进步了一些，但仍然难免“没文化”之嫌。因为，同对一般人的要求不一样，一个学者应该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认识乃至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照。我们常常说文化人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如果真是这样，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认识乃至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照就是良心的来源和支撑，因此，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所谓文化人，怎么可能有良心？

可悲的是，管理那群白领的当局同样没有文化。由于没有文化，他们总以为达赖喇嘛倡议的基于“非暴力”理念的谈判、合作请求必定是一个阴谋，不了解一个基于坚定信仰的人的内心坦诚，更不懂得基于信仰的非暴力的高贵价值。

由于拒绝同达赖喇嘛对话，今天，当局终于直接面对新一代藏人的激烈反抗。在我看来，此次镇压留下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揭开了当局同新一代年轻的西藏人公开大规模武力对抗的序幕，冤冤相报，慢慢品尝这个苦果，就是傲慢而愚蠢的代价。

2008年3月21日

转自《民主中国》

格鲁派塔尔寺主持阿嘉活佛于1998年底流亡美国，2000年3月16日，阿佳仁波齐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研讨会发表了长篇讲话，以下是讲话全文：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乐意根据你们的 要求谈中国内部 的信仰自由问题，这也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第一次谈有关西藏的问题。

我叫阿嘉洛桑旦增久麦嘉措，我不仅是安多塔尔寺的堪布，而且也是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协会主席等。我出生在一个蒙古家庭，很小就被认定为安多塔尔寺第二十世堪布的转世，接著就带到寺院开始 为成为 西藏佛教领袖而接受教育， 但在我八岁时，恶运开始降临。

1949年，中共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开始所谓解放西藏的运动。从此到1958年为止还算和平，但从1958年民主改革以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 寺院的有形物体全部遭到劫掠或破坏，高级喇嘛和官员被逮捕关押；强制僧人结婚和参加劳动；对百姓进行 残酷的军事镇压，塔尔寺所在的所谓青海省的无数无辜农牧民和妇幼被集体屠杀；我家所在的牧人在枪杆子的威逼下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被赶到几百公里外荒芜人烟的地区，因此饿死了很多人。由于中共政府的行为而直接造成千万名西藏人丧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家中亲人。次年 所谓的 和平解放推 行到西藏中央，结果 迫使我们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1958年的一天，（中共）召集塔尔寺所有僧人开大会，在大会上中共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用枪和绳子恐吓僧人，吆喝著恐吓所聚集的人民，并当场有 五百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 我的经师和管家等全部被逮捕。我们的房子被改为一号公共食堂，寺院的房子应该属于西藏的佛教徒， 但全部被中共没收了。我也被赶出寺院的僧舍，当时我只有八岁，就开始了“自食其力＂。幸运的是我们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为弟子。由于我是这个寺院最年轻的堪布，因此我也就成为最年轻的改造对象。我被强制送到当地的中国人学校，原来神圣的僧服这时也变成违背戒律 的服装，僧服被剪裁後成为缝制学校制服的布料。由于突然以残暴的手段赶出寺院，使我惊恐万分。

在为期几年的恐怖镇压期间，仅仅安多的青海省据了解就有600余座寺院被摧毁，到处都是饥饿、灾荒和死亡。六十年代初期有几年镇压的残酷稍微减弱，我也被允许继续研习佛学。到1966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和西藏全面推行，对西藏的文化也进行了最彻底的摧毁，所剩不多的寺院这时也几乎全部遭到摧毁，经典被焚烧，佛像被摧毁，僧人则被强制还俗结婚，使他们违背出家的誓言和律仪。那时我十四岁，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三十岁为止，我被强制在塔尔寺附近条件极差的农村进行劳动，让我和其他僧人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幸好从八十年代开始形势得到改善，虽然在实质上并没有丝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对西藏人民的残酷迫害已有所减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也自流亡以来第一次允许访问西藏，班禅仁波齐和很多西藏犯人获得释放，有些寺院又被允许重新开放，重新允许部分 僧人研习佛学，我们塔尔寺 的恢复也得到了当局一定数量的拨款。

我们国内外的西藏人民虽然期望照这个方向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共政府继续对我或所有寺院的宗教研习进行控制或操纵是极为明显的，但对上述的变化我还是感恩的。

近几年，中共政府在西藏一些地区所实施的宗教政策，不禁使人产生 我们的国家是否又要面临“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如从1998年开始，以法律形式提出要在 我们的寺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运动包括那些进驻我们寺院的中国工作人员，他们强迫僧人们学习政治，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是强制僧人们指责达赖喇嘛，甚至让我担任攻击达赖喇嘛的领导，使我极为为难，因为根据佛教教义，攻击宗教领袖是莫大的罪过，如果勉强遵行中共的指示或政策，则我不可能成为我们寺院中的众僧之公正领导，如果为了保护寺院而对中共的命令言听计从，则又违背了建寺原则和信仰。

我想在这里指出中国有关宗教自由政策中极为重要的有关问题，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在中国宪法（法律）的其它条款中，对维护宪法规定的权利都有规定，但没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由于没有法律，政策制定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独裁，当宗教自由遭到践踏时没有任何向上诉讼的途径。就仿佛狐狸守卫鸡窝，政策的制定者仅仅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下他们维护宗教自由而已。虽然有时候允许进行一些宗教活动，但又有些时候却不允许进行这些宗教活动，甚至可以成为可以由法律制裁的行为。这种不稳定的政策也是我流亡他国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因此真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根据 宪法精神，尽快制定 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

就我个人而言，从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和寻访灵童开始就趋于紧张，由于班禅喇嘛是西藏除达赖喇嘛以外地位最高的喇嘛，西藏人民渴望早日寻访他的转世灵童，期望班禅转世也和前世班禅喇嘛一样，可以维护我们的宗教遗产，并对中共政府直言不讳地反应情况。本人也是中共政府组织的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历史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互确认灵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前世班禅的经师嘉雅仁波切表示愿意协助寻访灵童的同时，要求有关寻访灵童事宜，寻访小组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与达赖喇嘛进行商榷。中共政府宣称同意他的要求并正式成立了灵童寻访小组，但几年过去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寻访小组并不是一个宗教小组，而是一个政治小组，所有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根据中共政府 的安排进行。

嘉亚任波切去世後，扎西伦布寺的恰扎堪布被任命为灵童寻访小组的领导。1995年，灵童寻访小组的成员突然收到立即前往北京的指令，当局让寻访小组的成员讨论恰扎仁波齐背叛祖国，将班禅灵童寻访情况通报达赖喇嘛的罪名进行讨论，虽然我们非常清楚寻访事宜向达赖喇嘛通报一事是经过中共政府同意的，但我们还是被迫谴责恰扎仁波切，并表示支持当局逮捕恰扎仁波齐。除此之外，还命令我们谴责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转世，并另立一位新的灵童等，由此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因此当场对此表示反对，并发布了要求释放恰扎热仁波切，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转世 灵童的呼吁声明，当局因此对我进行威胁， 并警告 我要效忠于中共政府。我只好默默地返回 我所在的寺院。

此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寻访小组成员接到前往拉萨，参加由中国当局 决定的 金瓶掣签活动的命令。我由于对在 中国 政府的监督促使下产生灵童的仪式没有信心 ，因此我不想到拉萨去，因为参加仪式的所有人都 知道中国高层 早已经确定 坚参罗布为班禅灵童，当时我虽然 因病在医院，但还是被强制出院并在我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带到拉萨，随後，我要求退出寻访小组，也不被批准。

如果我继续留在西藏，在强权下，我必须的指责和攻击达赖喇嘛和我的宗教。而为中国当局效劳，则是在为一个违背自己宗教信仰和意愿的 政府效力；而我作为塔尔寺的堪布，中国当局必定会强迫我协助他们，从而使西藏人民承认他们确定的班禅，上述行为由于完全违背我最深层之信仰，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我意识到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最後，我决定遵循我的经师的教诲───他曾教导我在五十岁时要放弃政治活动，一心修习佛法。而实现这一教诲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一直陷于中国统治下的人生之途而流亡国外。

总而言之，我小时候经师和众僧友被捕，我们的寺院被关闭，我开始了孤独的生活。青年时代，被强迫劳动而未能实践僧人的生活；成人後，由于能力和运气，在中共政府中得到一些官职，从此开始完全在强制暴力下从事或发表与自己的观点信仰严重冲突的工作或言论。有一段时期，我那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为人民服务而已。但是，人民在实质上并没有实践宗教信仰和继承传统的自由，他们遭受著迫害和痛苦 。由于这些原因，我无法继续留在西藏而只好逃出来。

众所周知的，最近西藏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三月二日的报道仅仅是一个证明，我重视在美国发表言论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但是在我的国家内的僧侣和朋友们并没有象美国这样的权利和自由。 我希望中共政府给予西藏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祈愿能够就达赖喇嘛为中藏人民双方的利益而返回自己的国度，以及为我国的宗教自由而尽微薄之力。

今天的作证演讲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的第一次声明。我所以接受这次的邀请，是因为目前已到了讲出自己的真实的人生，以及开始住在美国而尽己所能地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的人民效劳的时候。

最後，谢谢大家！！

　　来源：西藏之页